郑范陈贾张列传 白话文翻译

郑兴,字少赣,河南郡开封县人。年轻时,郑兴学习《公羊春秋》,晚年研习《左氏春秋》,积累下丰厚的儒学知识,精研深思,通晓义理,一起学习的同学,皆以郑兴为老师。王莽天凤年间,郑兴带领学生,跟随国师刘歆研讨经学大义。刘歆很欣赏郑兴的才学,让郑兴协助撰写条例、章句、训诂,同时帮助校勘《三统历》。

更始帝即位,诏命丞相府司直李松代行丞相职事。李松先进入长安,任命郑兴为丞相府长史,让郑兴前往洛阳,迎接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。更始帝的部将皆为崤山以东人,他们劝说更始帝暂且留在洛阳。郑兴谏言:“陛下从荆楚起兵,政权还未稳定,刚建立国号,关中的豪杰就争着诛杀王莽,打开函谷关,迎接陛下。为什么?因为苦于王氏虐政,思念高祖建立的汉朝。如果长久得不到朝廷抚慰,臣担心,关中百姓一旦离心离德,贼寇又会重新聚集。《春秋》讲‘齐国公子小白回到齐国’,没有称齐桓公为齐侯,是因为桓公还没有拜谒祖庙。如今,谏言者建议陛下先平定赤眉军,再进入关中,这是不懂得义理,追求末端。臣担心,国家把防务放在函谷关,如果留在洛阳,陛下能睡得安稳?”更始帝这才下定决心:“朕西入函谷的决心已定。”此后,更始帝拜郑兴为谏议大夫,诏令郑兴安抚萧关以西和朔方、凉州、益州。郑兴出使返回,更始帝又拜郑兴为凉州刺史。恰逢天水郡发生叛乱,叛军杀了天水郡太守,郑兴获罪,遭免职。

当时,赤眉军已经攻入函谷关,东行的道路被阻断,郑兴只好西行,投奔隗嚣。隗嚣以礼延请郑兴,郑兴耻于在隗嚣处任职,称病不起。隗嚣喜欢美化自己,常以西伯(周文王)再生自喻,与部下商议,欲自立为王。郑兴听说后,劝谏隗嚣:“《春秋传》讲:‘不谈忠信的话,谓之嚣张,不听五音的和声,谓之耳聋。’在此间,诸将聚会,没有一句谈论忠信的话语;大将军聆听诸将妄议,却不加以制止!在往昔,文王秉承祖上圣德,加上文王聪慧、明察,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,仍然服侍殷室。及至武王即位,八百诸侯在孟津不期而会,前来助战,襄助武王伐纣。大家都说:‘纣王可伐矣。’武王依然认为未知天命如何,随后撤军,以待天赐良机。高祖南征北战数年,仍然以沛公身份统领大军。而今,将军德行虽明,祖上并没有宗周福祚之荫庇,军威虽振,也没有高祖武功之显赫,将军欲举大事,谋划成功很难,祸患却会旦暮而至,如果一意孤行,岂不是不自量力?愿将军深思。”最终,隗嚣没有称王。再后来,隗嚣设立许多职位,借以抬高身份。郑兴再次劝谏:“将军任命的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持符节官员,这些都是王者才能任命的官职,非人臣所能设立。孔子说:‘只有鼎器与名分,不能假手于人。’不能假手于人,同样不能从他人手中窃为己用。有其名,无其实,反而有损其名,起不到尊上的作用。”隗嚣对谏言虽然不满,还是停止设置官员。

及至隗嚣把儿子隗恂送入京师侍奉皇帝,将要启程,郑兴通过隗恂,向隗嚣提出请求,希望回去安葬父母。隗嚣没有答应,只是更换了郑兴的住处,增加了郑兴的俸禄。郑兴来见隗嚣,说:“此前遭逢赤眉军之乱,臣作为外来僚属,在将军身边帮助将军阐明义理。幸蒙将军爱护,得以保全性命。郑兴听说,侍奉亲人之道,在于生前事之以礼,死后葬之以礼,祭祀符合礼义,遵循礼制侍奉,不敢有任何失礼的行为。如今因为我的父母还未安葬,请求将军,愿乞骸骨回到家乡,安葬父母。如果将军以增加俸禄,改善居所,欲让臣改变主意,这是臣以亲情为托辞,向将军谋求好处,毫无义理可言。将军为何要这样做!”隗嚣问:“隗嚣真的不值得效力?”郑兴答:“将军控制七郡之地(注:天水郡、陇西郡、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、敦煌郡、金城郡),军队兼有羌胡之众,以此为资本,拥戴圣朝,德莫大焉,威莫重焉。将军驻扎在塞外,即为专命之任,入朝奉职,即为鼎足之臣。郑兴只能从俗,不敢隐居,通过将军谋求进身之途,不患不显达,通过将军谋求在朝廷任职,不患不能担任高位,这是郑兴的想法,不敢隐瞒。郑兴为父母安葬请辞,不会改变主意。我愿意把妻子儿女留下,独身回去安葬父母,将军又有何猜忌?”隗嚣说:“那好吧。”催促部下为郑兴置办行装,让郑兴与妻子儿女一起,东行返回家乡。这是建武六年的事情。

此前,侍御史杜林与郑兴一起在陇西寄居,杜林向光武帝推荐郑兴:“臣注意到河南郡人郑兴坚守道义,熟读经书,好古博物,见疑不惑。郑兴有公孙侨、观射父之德行。陛下应该把郑兴召至身边,掌握宫中机要。在往昔,张仲在周室辅佐周宣王,为宣王所倚重,诗人为此制作诗篇(注:指《诗经·小雅》中‘侯谁在矣,张仲孝友’一句)。奏请陛下考虑,把郑兴召至身边,以供陛下垂询。”于是,光武帝征召郑兴,拜为太中大夫。

第二年三月的最后一天,出现日食。郑兴为此上疏:

《春秋》记载,天象出现异象为灾,大地出现异动为妖,民间违逆圣德为乱。民间有动乱,则妖、灾就会横行。去年以来连续出现灾害,恐怕与任职官员有关。《春秋》讲:“昭公十七年夏天六月甲戌朔,出现日食。”《左传》讲:“过了春分,还未到夏至,日月星三光运行失序。百官穿上素服,国君不进肴馔,避开正殿,等待灾异过去。乐官击鼓,庙祝用币祭祀,史官用辞祷告。”今年四月,孟夏之际,本应该是阳气用事,阴气下降,灾害却频繁出现。国家治理不能奉行善政,日月运行就会出现异象,灾害频繁降临,不能不有所警惕。关键要顺应人心,选择贤臣。当年,尧帝知道不可以重用鲧,违心使用,是违背初衷,屈服于大臣的谏言。齐桓公返回齐国即位,重用管仲为国相,晋文公返回晋国,重用郄縠,都是选择良臣,不以个人偏好,重要的是要选择贤良。而今,朝廷公卿大夫很多人举荐渔阳郡太守郭伋担任大司空要职,陛下迟迟未下决心。已经有流言蜚语:“朝廷欲重用功臣治国。”偏爱功臣治国,用人一定会有偏颇。愿陛下向上效仿唐尧、虞舜,向下学习齐桓、晋文,舍弃偏爱,重视举荐,从德行、才能两方面考虑,以成全群臣举荐贤良的诚意。
日月按期交会,应该是朔望,然而,近年来发生日食,时间大多在月末。时间未到而日月交会,这说明月亮运行过快。太阳象征国君,月亮象征大臣,国君亢奋,臣下做事情就会匆忙,月亮就会有运行过快的异象。今年正月多霜,在此之后,天气严寒,这也是做事情急迫的异象。上天犹如贤圣之君,对待孝子反复告诫,犹如慈父欲让孝子返回正途,所以多次以异象警示,其实,这也是国家的福气。陛下亢奋,群臣做事情就会急迫。应该适时调整政策,以柔和治理天下,留意《尚书·洪范》强调的施政要义,集思广益,多听取臣下的意见。

奏书递上,皇帝多有采纳。

光武帝曾经就郊祀之事问郑兴:“我打算按照图谶举行郊祀,你看如何?”郑兴回答:“臣不懂得图谶。”光武帝大怒,说:“卿不懂得图谶,是否要非议图谶?”郑兴惶恐,忙回答:“臣学习经书,没有学习过图谶,并非要非议图谶。”皇帝心中稍有缓解。郑兴多次就政事提出谏言,按照经书要义撰写文章,典雅蕴籍。但是,郑兴对图谶不感兴趣,因此也得不到皇帝重用。

建武九年,光武帝派郑兴监察在津乡驻扎的征南将军、积弩将军,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害。此后,郑兴暂代岑彭统领军队,与大司马吴汉一起,进攻公孙述。公孙述败亡,光武帝诏令郑兴在成都驻扎。过了一段时间,侍御史弹劾郑兴,在奉命出使时私自买卖奴婢,郑兴因此而获罪,转任莲勺县令。当时,刚经历过战乱,郡县治理荒废。郑兴在莲勺县修筑城郭,用礼仪教化百姓,又因为某事遭免职。

郑兴喜欢经书典籍,特别喜欢《左氏传》《周官》,擅长历法、算术。杜林、桓谭、卫宏等莫不向郑兴请教,切磋经义。后世人研习《左氏传》,多师法于郑兴。贾逵自称继承了父亲的学业,因此有郑、贾学说。郑兴离开莲勺县,不再出仕为官,在阌(wén)乡客居,教授学生。三公府多次征召,郑兴不肯应召,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郑众。

郑众,字仲师,从十二岁起跟随父亲学习《左氏春秋》,专心致志做学问,熟悉《三统历》,著《春秋难记条例》,兼通《易经》《诗经》,闻名于当时。

建武年间,皇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,用缣帛聘请郑众,欲让郑众编写《春秋通义》。并且将郑众的名籍列入出入宫殿的名册,以方便其出入。郑众对梁松讲:“太子是当朝储君,不应该结交士人,对此,汉室有制度规定。藩王更不应该私下结交宾客。”遂辞让,不肯接受聘请。梁松暗示郑众,这也是“长者的想法,不要违逆”。郑众说:“触犯禁令而犯罪,不如坚守道义而死。”太子和刘荆知道郑众的态度后,莫不感到惊讶,于是不再勉强。及至梁氏败亡,宾客中有很多人受到牵连,只有郑众,因为拒聘,没有受到牵连。

明帝永平初年,司空(御史大夫)府认为郑众熟悉经书,征召郑众,在宫中担任给事。再后来,郑众担任越骑司马,仍然保留给事中的职务。当时,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和亲。明帝永初八年,明帝派遣郑众持符节出使匈奴。郑众来到北匈奴王庭,匈奴欲令郑众下拜,郑众不肯屈服。单于大怒,派兵围住郑众的帐篷,也不向郑众提供水、火,欲迫使郑众屈服。郑众拔出佩刀,以死表明决心,单于担心出事,慌忙制止。此后又派出使者,跟随郑众返回京师。群臣在廷议时,认为可以再派使者,回访匈奴。郑众上疏谏言:“臣听说,北匈奴单于让汉廷派出使者,欲以此离间南匈奴单于,并巩固与西域三十六国的关系。而且,北匈奴可以借此对外宣称,已经与汉室和亲,向邻近的敌国夸耀,令西域诸国欲归附汉朝者心生狐疑,让怀念中土的西域人断绝与中原交往。汉廷派出使者,到达北匈奴王庭,北匈奴单于会更加自信,一定会自以为得计,规劝单于附汉的大臣也不敢再进言,这样一来,南匈奴也会发生动摇,乌桓也会有叛离之心。南单于在汉地居住时间很久,了解汉地的地形地貌,熟悉汉情,一旦叛离,很快就会成为边患。而今,有度辽将军镇守北部边陲,威风凛凛,即使朝廷不再派出使者回访,北匈奴也不敢胡作非为。”明帝没有采纳郑众的谏言,再次派郑众出使北匈奴。郑众又上疏谏言:“臣此前奉诏命出使,没有向北匈奴单于下拜,单于为此而忌恨,派兵围住臣的帐篷。此次再次奉诏出使,一定会遭到单于羞辱。臣诚不愿持大汉符节,面对匈奴毡房下拜。如果匈奴迫使汉使屈服,一定会有损大汉的威望。”明帝不听,郑众不得已,只好择日启程,在路上继续上书,分析出使匈奴的利弊。明帝下诏,严厉斥责,追回郑众,把郑众关押在廷尉署监狱。恰逢大赦天下,郑众被释放回家。

再后来,明帝接见北匈奴来使,询问郑众上次出使匈奴为礼仪与单于争执之事。来使解释,匈奴人都在传扬郑众的气节,非常钦佩,即使苏武当年出使匈奴,也不过如此。明帝重新召回郑众,拜为军司马,让郑众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起进攻西域车师国。汉军前进至敦煌,明帝又拜郑众为中郎将,诏令郑众担任西域都护。恰逢匈奴胁迫车师国,围攻戊己校尉,郑众发兵救援。后来,郑众又担任武威郡太守,在任上整修武备,匈奴不敢来犯。此后,郑众转任左冯翊,在任上政绩优异。

章帝建初六年,郑众代替邓彪,担任大司农。当时,章帝决定恢复盐铁专卖,郑众谏言,认为不妥。章帝下诏,严厉斥责,直至遭到官员弹劾,郑众仍然坚持己见,不肯改变。章帝没有听从郑众的劝谏。在位期间,郑众以清廉正直而闻名。再后来,郑众接受诏命,著述《春秋删》十九篇。章帝建初八年,郑众在任上去世。

儿子郑安世,继承家学,后来担任长乐宫、未央宫厩令。延光年间,安帝废黜太子刘保,降为济阴王,郑安世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等坚持正议,与安帝争执。及至顺帝刘保即位,郑安世已经去世,顺帝追赐郑安世的后人钱、帛,任命郑安世的儿子郑亮为侍郎。郑众的曾孙郑公业,另外有传记。

范升,字辩卿,代郡人。范升从小失去父亲,成为孤儿,跟随外祖父生活,九岁起开始学习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及至长大成人,范升学习梁丘氏《易经》以及《老子》,同时教授学生。

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,拜为议曹史。当时,王莽多次用兵,攻打蛮夷、匈奴,赋敛、徭役沉重。范升向王邑谏言:“范升听说,作为人子,以不听他人非议父母为孝顺;作为人臣,以不听他人非议君主为忠诚。而今,群臣皆称颂朝廷为圣朝,皆称颂公为圣明。人们常说,圣明者无所不见,圣朝者无所不闻。天下之事,犹如日月昭显,犹如雷霆隆隆,而圣朝视而不见,圣公充耳不闻,那么天下苍生,岂不是呼天不应?公认为做得对,不肯讲话,则过错还小;已经知道朝政有误,还要照着去做,那么过错就大啦。视而不见,充耳不闻,公身居高位,不能免责。天下苍生把政策失误归罪于公,也毫不奇怪。朝廷把远方夷狄不肯归附常挂在心里,范升认为,百姓怨恨朝廷,才是最大的忧患。如今,朝政违背民意,法规背离道义,前车覆辙,后车履痕。政策在实施时,处处碰壁,仍然一意孤行,后面的问题,恐怕会更大,问题暴露得愈晚,后果会更加严重。正当春天岁首,朝廷还要征调大军,征伐匈奴。军粮准备不足,田地荒芜,无人耕种,谷价腾贵,每斛米卖到数千钱,官吏、百姓犹如在水火中挣扎,这绝非国家之福。长此以往,胡、貊又会聚集在塞下,青州、徐州的贼寇又会起兵造反。范升有一言,可以解天下倒悬,免去百姓困厄。不可以用书信传达,恳请明公召见,当面陈述。”王邑持有同样的想法,但还是没有采纳范升的谏言。此后,范升称病,恳请退休。王邑不听,令范升乘坐传车,出使上党郡。后来,范升与汉军见面,留在上党郡,没有返回长安。

建武二年,光武帝在怀宫召见范升,拜为议郎,后又升任博士。范升上疏辞让:“臣与博士梁恭、山阳郡太守吕羌一起学习梁丘氏《易经》。此二老为耆艾老臣,经学贯通,臣没有及时引退,与梁恭、吕羌一起并立朝堂,担任博士。臣深知,吕羌的学问,难以望其项背,臣与二老并列,无颜面对世人。诵而不行,知而不言,不可以充当人师,臣愿意辞去博士位,以避让梁恭、吕羌。”光武帝没有答应,更加看重范升,多次召见。每当朝廷有事情,就会召见范升,向范升咨询意见。

当时,尚书令韩歆上疏,奏请朝廷为费氏《易经》和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,光武帝下诏,将奏议交予大臣廷议。

建武四年正月,光武帝在云台召见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。光武帝说:“范博士可以到前面来讲话。”范升起身回答诏问:“《左传》不以孔子为祖师。《左传》出自左丘明之手,通过师徒传授,又没有传世的圣人。而且,先帝在世时,并没有肯定《左传》,不应该设立博士。”范升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相互诘难,直至日中,辩论才结束。退朝后,范升向光武帝上奏:“臣听说,国君做事不参考古人,难以承受天命;臣子做事不引述经典,难以侍奉国君。陛下痛惜儒学衰微,劳心苦意,关心经学的发展,意在兼收并蓄。异端邪说却借此机会争相露面。近来,有关官员奏请为京氏《易传》设立博士,朝廷负责官员不能据理驳斥,纠正谬误。京氏《易传》设立博士,费氏《易传》也会有想法,《左氏春秋》也会仿效。京氏、费氏有了博士,接下来高氏,《春秋》诸家,还有驺氏、夹氏。如果朝廷让左氏、费氏设立博士,高氏、驺氏、夹氏,《五经》诸家流派,也会提出要求。诸家争执不下,各种乖谬学说,纷纷登场。顺从他们的要求,经学将会失去本意,不顺从他们的要求,则会轻视研修儒学的士人。到那时,陛下为设立博士,将会穷于应付,烦不胜烦。孔子说:‘广求博学,用礼仪加以规范,勿使其背离经学。’博学而不加以约束,必然会离经叛道。颜渊说:‘老师使我博学,同时以礼仪规范。’孔子可谓懂得教育,颜渊可谓善于学习。老子说:‘按照道义求取学问,私欲会逐日减少。’减少和约束的作用,是相同的。老子还说:‘舍弃不必要的学问,就会减少思虑。’讲的是舍弃不必要的末学。而今,费氏、左氏两家学说并没有师传,却冒出许多异端邪说。先帝在世时,很多儒学大师提出过疑问。京氏《易传》虽然受到肯定,但很快就遭到废弃。疑道不可由,疑事不可行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确立,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的。孔子在世时,专门到王室京畿做过考察,一直到知天命之年,从卫国返回鲁国,专心整理《雅》《颂》。而今,陛下草创制度,朝廷纲纪还未确立。虽然设立学官,还没有招收弟子,《诗经》《尚书》还没有正式讲授,礼乐典礼还没有制定。过早确立左氏、费氏博士,这并非当务之急。孔子说:‘批判异端邪说,可以消除对经学的危害。’《公羊春秋》讲:‘闻疑传疑,闻信传信,尧舜之道,就此保存下来。’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,信先帝之所信,以显示本朝回归正途,并不独断专行。天下之事之所以有异者,就是因为并不同出于一源。《易经》讲:‘天下所有的变化,都来自一个本源。’还说:‘正其源,万事可理。’《五经》的确立,来自孔子,谨奉上《左氏春秋》十四处错误的地方。”当时,提出诘难的大臣认为司马迁多引用《左氏春秋》,范升又呈上司马迁悖逆《五经》的地方,以及谬引孔子的地方,还有《左氏春秋》不可采用的三十一件事情。皇帝下诏,交由博士们讨论。

再后来,范升休了结发妻子,被人告发,被捕入狱,出狱后,返回乡里。明帝永平年间,范升担任聊城县令,因为某事,遭免职,在家中去世。

陈元,字长孙,苍梧郡广信县人。父亲陈钦,学习《左氏春秋》,跟随黎阳县人贾护学习,与刘歆是同时代人,又独自建立陈氏学派。最初,王莽向陈钦学习《左氏春秋》,王莽篡汉,拜陈钦为厌难将军。年少时,陈元即向父亲学习《春秋》,并且为《春秋》训诂。陈元专注于学问,甚至找不出时间与家乡人来往。因为父亲的职务,陈元在宫中担任侍郎。

建武初年,陈元与桓谭、杜林、郑兴一起受到学者们崇拜。在廷议时,有大臣奏议为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。范升上奏,认为《左氏春秋》浅薄,不宜设立博士。陈元听说后,前往阙门上疏:

陛下拨乱反正,文武兼用,中兴汉室,痛惜经义错谬,真伪混淆,舛误甚多,每当临朝听政,就会与群臣谈论经学。陛下知道左丘明至贤,接受过孔子教诲,公羊、穀梁则在左丘明之后,他们编纂的《春秋》,传之于后世。陛下下诏,为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,同时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是否可行,以表示不敢自专,以臣下的意见为准。如今,谈论经学的学者墨守成规,沉溺于旧的学识,满足于被世人接受的看法,固执坚持已有的知识,因为并非所见所闻,就否定新事物。《左氏春秋》一时间成为孤学,被其他经学所排斥。人们常说,雅音不符合众听,伯牙断弦破琴,不再演奏;珍宝不同于众好,卞和泣血哀叹,沦为残疾。仲尼是至圣至贤,有德之人,然而不容于世人,更何况竹帛记载的古文,当然会被随声附和者所排斥,这并不奇怪。如果不是陛下圣明,谁能看到这一点!
臣陈元注意到博士范升等所提奏议,认为不应该为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,还有,太史公司马迁著述《史记》,有四十五处悖逆经学。范升所言前后矛盾,这是断章取义,违背义理之辞。范升以《春秋》时间有出入,大做文章,有些纤细遗漏,也被认为是大错,吹毛求疵,掩盖《左氏春秋》之佳美,正可谓“小辩破言,小言破道”。范升等人还说:“先帝不以《左氏春秋》为经学,没有设立博士,后世皇帝应该因循旧章。”臣愚以为,如果先帝做的,后世皇帝也要照着做,那么,盘庚不应该迁都于殷,周公不应该营建洛邑,陛下也不应该在崤山以东建立国都。在以往,孝武帝喜欢《公羊春秋》,卫太子喜欢《穀梁春秋》,武帝下诏,诏令太子学习《公羊春秋》,不再学习《穀梁春秋》。孝宣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欢《穀梁春秋》,于是也学习,及至即位,在石渠阁组织学者讨论,此后,《穀梁春秋》开始兴盛,而今,《穀梁春秋》与《公羊春秋》并存。这本身就说明,先帝、后帝各有所立,并未因循旧章。孔子说,纯真,俭朴,我赞成大家的做法;至于拜礼,我不赞成大家的做法。善于辨色者,有自己的见解,不会迷惑于朱色、紫色;善于谛听者,有自己的见解,不会迷惑于清音、浊音。因此,离朱不因彩色炫目而移动目光,师旷不因音乐新奇而扰乱心情。而今,天下干戈逐渐停息,戎马之事逐渐减少,陛下留心经学,眷顾儒雅,愿采纳孔子屈身拜下之理,阐明独到之见,分清黑白,设立《左氏春秋》博士。消除对先圣的误解,清理学者间的困惑,使得汉室基业永垂于万世,后来学者不再心存疑虑,天下幸甚。
臣陈元浅陋,曾讲解老师教授的经学。如果以褐衣儒士被皇上召见,臣愿意俯伏在大殿之下,诵讲孔氏之正道,理清左氏之宿冤;如果臣的讲解不符合经义,引述的事例不符合古训,臣愿意领受重刑,虽死之日,犹如再生之年。

奏书递上,皇帝将奏书交予大臣们廷议,范升再次与陈元就此事辩论,前后达十余次。最终,光武帝为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,太常选出四名博士,陈元为第一人。光武帝认为陈元的观点偏激,以第二名司隶校尉从事李封为第一。此后,儒生们以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之事争论不休,舆论哗然。从公卿以下,多次在朝堂上争执。恰逢李封病逝,《左氏春秋》在学官又遭到废弃。

陈元以高才享有盛名,司空(御史大夫)李通征召陈元。在当时,大司农江冯向皇上谏言,让司隶校尉监督三公。奏议交予三公府讨论。陈元上疏谏言:“臣听说,以贤臣为师,可以成就帝业,以贤臣为嘉宾,可以成就霸业。在往古,武王以太公为国师,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。孔子说:‘百官恪尽职守,听命于宰相。’在近世,高祖对待萧相国优渥有礼,文帝对申屠丞相极为尊重。及至王莽篡政,遭逢汉室衰微,王莽专擅朝政,乘机窃取天下,竭力抬高自己,不相信朝臣。王莽剥夺朝中三公的权力,损害宰相的权威,以弹劾为明,以检举为直。致使仆妾告发家长,子弟出卖父兄,严刑峻法,法网密布,朝中大臣变得手足无措。然而仍然不能制止董忠密谋,最终,王莽被杀。所以说,人君患在自骄,不患骄臣;失在自任,不在任人。文王有废寝忘食之劳,周公有握发吐哺之敬。没有听说过圣王崇尚弹劾,专务监察。而今,四方仍有扰攘之事,天下还未最终统一,百姓拭目以待,注视朝廷的一举一动。陛下应该重修文王、武王之圣德,继承祖宗之遗训,劳心苦意,礼贤下士,屈身待人,而不应该设置官员,监察三公。”光武帝采纳陈元的谏言,交予群臣讨论。

后来,李通遭免职,陈元又被司徒欧阳歙征召。在司徒府,陈元多次向皇帝陈述当前应注意的事项,诸如郊祀、宗庙祭祀等礼仪,皇帝没有采纳。陈元以有病,辞去职务,在家中病逝。儿子陈坚卿,著有文章。

贾逵,字景伯,右扶风平陵县人。九世祖贾谊,在西汉文帝朝,曾担任梁王太傅。曾祖父贾光,曾担任常山郡太守,在宣帝朝为二千石官员,按照制度从洛阳迁至平陵县。父亲贾徽,跟随刘歆学习《左氏春秋》,兼修《国语》《周官》,又向涂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,向谢曼卿学习毛氏《诗经》,著述《左氏条例》二十一篇。

贾逵继承父亲的学业,在弱冠时,即已熟读《左氏春秋》和《五经》要义。贾逵用大夏侯《尚书》教授学生,熟谙古代典籍,兼通五家关于《穀梁春秋》的解释,从儿时起,贾逵就在太学读书,不问社会俗事。贾逵身高八尺二寸,儒生们评价贾逵:“问事不休贾长头。”贾逵性情宽厚,恺悌兄弟,喜欢思考,为人倜傥,重视大节。贾逵尤其精通《左氏春秋》《国语》,著有训诂五十一篇。明帝永平年间,贾逵上疏皇帝,献上著述的文章,明帝非常重视,命人抄写后收藏在秘书阁。

当时,有神雀在宫殿、官府翔集,神雀长有五彩羽毛,色彩斑斓,明帝看到后,非常诧异,问临邑侯刘复,刘复不能回答,举荐贾逵,说贾逵博闻多识。明帝召见贾逵。贾逵答:“在往昔,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,凤凰在岐山鸣唱;宣帝以威德怀柔戎狄,神雀在宫中翔舞。这是胡人投降的先兆。”明帝诏令兰台捧出笔札伺候,令贾逵创作《神雀颂》。此后,明帝拜贾逵为宫中侍郎,与班固一起校对宫中收藏的书籍,在皇帝身边侍候。

章帝即位,非常重视儒学,特别喜欢古文《尚书》和《左氏春秋》。建初元年,章帝下诏,令贾逵在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讲学。章帝很欣赏贾逵,令贾逵对比《左氏春秋》《穀梁春秋》《公羊春秋》,指出《左氏春秋》的长处。贾逵逐条进行对比:

臣谨摘取《左氏春秋》三十处,加以注明,这些地方关乎君臣大义、父子纲纪。其余与《公羊春秋》相同之处,十有七八,即使记载有出入,也无损大体。至于对像祭仲、纪季、伍子胥、叔术等,《左氏春秋》的要义重在君父,《公羊春秋》的要义重在权变,这些地方相距较远,或完全不同,然而,《左氏春秋》受到贬抑的时间很久,没有人愿意把它们分清楚。
臣在永平年间上书先帝,提到《左氏春秋》与图谶有符合之处,先帝非常重视臣的见解,采纳臣的谏言,写进经传训诂,藏于宫中秘府。哀帝建平年间,侍中刘歆奏请,朝廷应该设立《左氏春秋》博士,没有强调《春秋》大义,而是驳斥太常,自恃对经义研究透彻,挫伤诸位大儒的自尊,结果导致朝廷重臣心怀不满,对刘歆群起而攻击。哀帝不愿意违逆众心,只好将刘歆外放,担任河内郡太守。从此以后,对《左氏春秋》的攻击,一直没有中断,《左氏春秋》遂成为攻击的对象。直至世祖即位,秉持独见之明,重视《左氏春秋》《穀梁春秋》,恰逢两家先师不懂得图谶,又半途而废。一般来讲,欲存先王之道者,重在安定国家。《左氏春秋》崇尚君、父,卑贱臣、子,重视强干弱枝,劝善惩恶,道理至明至切,至直至顺。而且,三代改变礼制,随着时代变迁,均有所损益,先帝博采众长,兼收并蓄。《易经》的传授,有施氏、孟氏学派,此后,又有梁丘氏学派。《尚书》的传授,有欧阳氏,有大小夏侯氏。如今,《春秋》三传虽有差异,也类似这种情况。研究《五经》的学者,均没有用图谶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裔,而《左氏春秋》有明文记载。研究《五经》的学者,都说颛顼帝继承黄帝,尧帝不是火德。而《左氏春秋》认为少昊帝继承黄帝,也就是图谶讲的“帝宣”。如果尧帝不是火德,那么汉室也不是火德。《左氏春秋》阐明的观点,对肯定汉室正统有帮助。
陛下天资聪明,建立圣业,改用新纪元、新历法,为万世奠定基业。凤凰、麒麟不断出现,祥瑞嘉兆纷至沓来。陛下劬劳勤政,还要腾出时间钻研《六经》,考察细微,详加核实。如果留意被忽略的《左氏春秋》,以扩大见闻,经学就不再有缺失。

奏书递上,章帝看了,很高兴,赐予贾逵五百匹布、一套衣服。诏令贾逵选择学习严氏、颜氏《公羊春秋》的高才学生二十人,指导他们学习《左氏春秋》。同时指导学生用简牍、纸张把经传抄写一遍。

贾逵的母亲身体不好,常患病,章帝给予贾逵的赏赐很多,以贾逵在宫中校书,特别赏赐金钱二十万,派颍阳侯马防送去。章帝对马防讲:“贾逵的母亲生病,贾逵本人又不善于交际,生活拮据。长此以往,会像孤竹国的二位君子,饿死在首阳山。”

贾逵多次为章帝讲解古文《尚书》,解释《尚书》经传及《尔雅》训诂的关系。章帝诏令贾逵撰写欧阳、大小夏侯有关古文《尚书》的异同。为此,贾逵撰写三卷书,章帝看了后,很高兴。再次诏令贾逵撰写齐、鲁、韩《诗经》与毛氏《诗经》的异同,合并为《周官》训诂。此后,章帝擢拔贾逵为卫士令。建初八年,章帝诏令儒生从门下学生中选拔高才生,学习《左氏春秋》、《穀梁春秋》、古文《尚书》、毛氏《诗经》,从此以后,四部经书在世间流传。章帝拜贾逵所选的弟子、再传弟子为千乘国侍郎,早晚在黄门学习、受业。学者对享受这些殊荣的人,非常羡慕。

和帝即位后,永元三年,拜贾逵为左中郎将,永元八年,拜贾逵为侍中,兼领骑都尉职事。在宫中,贾逵在皇帝身边随时顾问,兼领秘书阁职事。和帝很信任贾逵。

贾逵举荐东莱郡人司马均、陈国人汝郁。和帝征召二人,给予优厚礼遇。司马均,字少宾,安贫乐道,好学不倦,隐居在民间,教书授徒,没有担任官职。司马均在州里以诚信闻名,乡里人发生争执,常以司马均来打赌,理屈者不敢再讲话。后来,司马均官至侍中,因为年老,司马均乞求退休,和帝赐予大夫俸禄,回到家乡休息。汝郁,字叔异,为人仁孝,双亲去世,汝郁隐居在山林,与溪水为伴。后来,汝郁官至鲁国相,以仁孝教化百姓,受到百姓称颂,在外流亡的流民有八九千户返回家乡。

贾逵就经传义理、训诂、答疑解难,著述文章一百余万言,又写作诗、颂、诔、书、连珠、酒令,共计九篇。当时的学者,以贾逵为宗师,后世人称颂贾逵为通儒。然而,贾逵不拘小节,为此,也受到当时人讥讽。贾逵一生,没有做过更大的官。和帝永元十三年,贾逵病逝,享年七十二岁。和帝为贾逵的去世深感惋惜,任命贾逵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。

评论如下:郑兴、贾逵对于儒学的研究,在此后数百年间流行,被当作儒学宗师,在当时,并不为朝廷所重视。桓谭以不善于附会图谶,被罢黜;郑兴以言辞谦逊,仅以身免;贾逵能够迎合皇帝的旨意,在朝中显贵。帝王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儒学,可叹矣!

张霸,字伯饶,蜀郡成都人。几岁时,张霸就懂得礼让,对待父母非常孝敬,即使进退、饮食,也处处谨守礼仪。乡里人称张霸为“张曾子”。七岁时,张霸就已熟读《春秋》,欲学习其他经书,父母讲:“你的年龄还太小,读不了那么多经书。”张霸说:“我学而时习之。”此后,张霸为自己取字“伯饶”。

后来,张霸向长水校尉樊鯈学习《严氏公羊春秋》,逐步涉猎《五经》。其他学生如孙林、刘固、段著,非常佩服张霸,在张霸居住的房子附近租赁房子,以方便就近请教。

再后来,张霸被举荐为孝廉,担任光禄勋主事,不断升迁,和帝永元年间,张霸担任会稽郡太守。在任上,张霸上表朝廷,起用会稽郡人隐士顾奉、公孙松等人,后来,顾奉担任颍川郡太守,公孙松担任司隶校尉,二人均有政绩。凡学有所长的,品学兼优的,都会得到张霸重视,郡中书生一时间相互勉励,砥砺节操,努力学习经书的有上千人,处处可闻琅琅读书声。

张霸认为,樊鯈虽然删定《严氏春秋》,文辞依然烦琐,张霸又删去部分内容,确定《严氏春秋》为二十万言,更名为《张氏春秋》。

张霸到越地初期,当地贼寇猖獗,百姓不得安宁。张霸张贴文告,悬赏捕捉贼寇,明确赏格。此后,贼寇束手来降,不再烦扰郡中派出士卒剿捕。有童谣唱道:“弃我戟,捐我矛,盗贼尽,吏皆休。”在任上视事三年,张霸对郡府掾史讲:“太守孤身一人到这里做官,人们常说,日中则移,月满则亏。老子有言:‘知足不辱。’”不久,张霸上表称病辞职。

再后来,朝廷征召张霸,四次升迁,张霸担任侍中。当时,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权贵,听说张霸的名气,欲与张霸结为好友。张霸犹豫,不肯答应来人,众人笑张霸不谙时务。后来,张霸被朝廷任命为五更,恰逢患上重病,不久病逝,享年七十岁。张霸给儿子留下遗言:“在往昔,延陵季子出使齐国,儿子死在嬴、博之间,距离家乡遥远,道路坎坷,遂就地埋葬。蜀郡家乡距离京师也很遥远,道路难行,不宜送回去安葬。可以在此地选择一块墓地,只要能够掩埋尸骸即可,但求尸骸早日腐朽,以满足我的心愿。人生一世,只想着令他人敬畏,如果不善于处理后事,也要承担后果。”儿子们遵照父亲的遗命,把张霸埋葬在河南郡梁县,之后,把家眷安置在梁县。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张霸的学生追述张霸的德行,追尊张霸谥号为“宪文”。张霸的二儿子名张楷。

张楷,字公超,熟读《严氏春秋》、古文《尚书》,有学生上百人。宾客敬慕张楷的学问,即使上了年龄的儒生,也会上门来向张楷请教。一时间,车马塞满街巷,学生无处歇宿。黄门及皇亲国戚就在街巷建造房屋,以方便来往客人住宿。张楷不满意他们从中牟利,于是搬家。张楷家中贫穷,没有产业,常坐驴车到县城里卖药,赚的钱足够养家,就返回乡里。司隶校尉举荐张楷为茂才,朝廷任命张楷为长陵县令,张楷没有到任。此后,张楷隐居在弘农郡山中,有学生追随张楷,在张楷居住的地方,逐渐形成集市。再后来,华阴山南面,有了一个“公超市”。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将军府连续征召张楷,举荐为贤良方正,张楷不肯就职。

顺帝汉安元年,顺帝下诏河南郡大尹:“原长陵县令张楷,品行堪比原宪,操守堪比叔夷、伯齐,鄙视富贵,安于清贫,在草莽渊薮间潜行隐踪,志向高洁,超然脱俗。此前,朝廷多次征召,张楷徘徊,不肯就职,是不是主事官员习惯于按照常理办事,对待贤士优遇不够,使其不愿意出仕?郡府要以礼督促张楷进京。”张楷仍然称病,不肯到职。张楷热衷于道术,会散布五里雾。当时,关西人裴优能够散布三里雾,自以为不如张楷,向张楷学习,张楷避而不见。桓帝即位,裴优散布云雾,沦为贼寇,事情被人揭发,裴优被官府逮捕。裴优招供说跟随张楷学习道术,张楷受到牵连,被关进廷尉署诏狱。关押两年,张楷在狱中仍然坚持诵读经书,为《尚书》做注解,后来查无实据,张楷被释放回家。桓帝建和三年,桓帝下诏,以安车厚礼,聘请张楷。张楷辞让,声称患有重病,不肯应召,享年七十岁,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张陵。

张陵,字处冲,官至尚书。桓帝元嘉年间,朝廷在岁首朝贺,大将军梁冀身带佩剑,进入宫中。张陵呵斥梁冀,命令羽林卫士、虎贲勇士夺下梁冀的佩剑。梁冀跪下谢罪,张陵依然不依不饶,当场弹劾梁冀,奏请廷尉署治罪。桓帝下诏,减去梁冀一年的俸禄抵罪。朝中百官看到梁冀受罚,莫不对张陵肃然起敬。

最初,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担任河南郡大尹,举荐张陵为孝廉。梁不疑看到张陵弹劾梁冀,为张陵担心,对张陵说:“此前我举荐君,此次可是你咎由自取。”张陵回答:“明府不认为张陵不肖,承蒙举荐。张陵此次按照法规弹劾梁冀,以此来报答私恩。”梁不疑听后,面有惭色。张陵的弟弟张玄。

张玄,字处虚,为人深沉不露,有谋略。张玄看到天下动乱,不肯再出仕为官。司空(御史大夫)张温多次以礼延请张玄,张玄不肯应召。灵帝中平二年,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领兵出征凉州,镇压贼寇边章等。部队将要出发,张玄从田间庐舍出来,身穿褐色布衣,腰系带子,拦住张温劝谏:“天下贼寇风起云涌,不就是因为宫中黄门常侍行事无道吗?听说宫中贵人及朝中公卿以下官员,准备在平乐观为军队送行。明公总揽天下军权,掌握六师重任,如果在席间酒酣耳热时,鸣响金鼓,整顿军旅,召集军正,当场逮捕有罪者,斩首示众。而后引军,驻扎在都亭,翦除宫中宦官,救民众于倒悬,消除海内宿怨,再擢拔选用隐逸在民间的忠正士人,边章等贼寇,不过玩弄于股掌而已。”张温听罢,惊恐万分,不敢答话。过了很久,张温讲:“处虚,我不是不高兴听你讲话,只是我没有这个能力,做不到,怎么办呢!”张玄叹道:“事行则为福,不行则为贼。今天到此为止,与公告别了。”随即举起药酒,欲饮酒自杀。张温急忙上前,握住张玄的手,说:“先生忠于我,我不能用,是我的罪过,先生为何要这样!而且话出于先生口,入于我耳,谁又能知道!”张玄离去,隐居在鲁阳山。及至董卓掌握朝政,听说张玄,征召张玄,拜为掾史,又举荐张玄为侍御史,张玄不肯就职。董卓用武力逼迫,张玄不得已,只好启程,走到轮氏县,在途中病逝。

赞辞如下:中世儒门,贾、郑名学。众驰一介,争礼毡幄。升、元守经,义偏情较,霸贵知止,辞交戚里。公超善术,所舍成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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