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汉书

《汉书》记载，鲁国人申公向浮丘伯学习《诗经》，为《诗经》作训诂，世人称之为鲁《诗经》；齐国人辕固也传授《诗经》，世人称之为齐《诗经》；燕国人韩婴也传授《诗经》，世人称之为韩《诗经》：这三家《诗经》，朝廷均设立博士。

赵国人毛苌也传授《诗经》，世人称之为毛氏《诗经》，没有设立博士。高诩，字季回，平原郡般县人。曾祖父高嘉，西汉元帝朝，在宫中教授元帝鲁《诗经》，后来官至上谷郡太守。父亲高容，年轻时继承家学，西汉哀帝、平帝年间担任光禄大夫。

因为父亲的职务，高诩在朝中担任侍郎。高氏家族世代讲授鲁《诗经》。高诩以注重信义，为官清廉，坚守节操而闻名。王莽篡位，父子二人以眼睛近视，逃回家乡，不在王莽新朝出仕为官。光武帝即位后，大司空宋弘举荐高诩，征召高诩，拜为郎官。后来，高诩担任符离县长，高诩辞去官职，又被征召，拜为博士。建武十一年，高诩担任大司农，在朝中，高诩以为人方正而著称。建武十三年，高诩在任上去世，光武帝赐予丧礼钱和墓地。

包咸，字子良，会稽郡曲阿县人。年轻时，包咸在学校读书，后来，又在长安求学，跟随博士右师（字细君）学习鲁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。王莽末年，包咸返回家乡，在东海郡被赤眉军捉住，遭到羁押，有十余日，早晚间包咸诵读经书，泰然自若，贼人看到后，颇为惊讶，释放包咸。此后，包咸住在东海郡，建立学堂，教书授徒。光武帝即位，包咸回到家乡。郡太守黄谠任命包咸为户曹史，欲召包咸到家中来教授儿子。包咸说：“礼有来学，绝无往教。”黄谠听后，送儿子到包咸家学习。

后来，包咸被举荐为孝廉，在朝中担任郎中。建武年间，包咸受命教授皇太子《论语》，为《论语》作章句解释。光武帝拜包咸为谏议大夫、侍中、右中郎将。明帝永平五年，包咸转任大鸿胪。明帝每次召见，恩准包咸用手杖助行，进入宫殿，不用疾步行走，召见时，宫中侍从不直呼名字。明帝对经书、经传有疑问，则会派遣小黄门，到包咸住处来询问。

明帝感谢包咸有教育之恩，包咸生活清苦，特别赏赐包咸一些珍玩、束帛，俸禄在朝中上卿以上。包咸将明帝赏赐的钱财，全部分送学生中生活困苦者。后来，包咸病重，明帝到家中探视。明帝永平八年，包咸在任上去世，享年七十二岁。

儿子包福，受拜为郎中，入宫为和帝侍讲《论语》。

魏应，字君伯，任城县人。年轻时，魏应好学，建武初年，魏应向博士学习鲁《诗经》，闭门诵读，不结交外人，京师人为之称道。后来，魏应回到家乡，在郡府担任官吏，被举荐为明经，担任济阴王的文学官员。因为有病，魏应被免去官职。魏应在山林薮泽中教书，常有学生数百人。明帝永平初年，魏应被征召，受拜为博士，升任侍中。永平十三年，魏应升任大鸿胪。永平十八年，魏应担任光禄大夫。章帝建初四年，魏应担任五官中郎将，章帝下诏，召魏应入宫教授千乘王刘伉《诗经》。

魏应通晓经学，品学兼优，学生从远方来向魏应学习，登记在册的学生有数千人。章帝对魏应很尊敬，多次召见。魏应在皇帝面前侍讲经学，答疑解惑，章帝给予特别恩赏。当时，京师的儒生在白虎观讨论经学，辩论《五经》异同，章帝让魏应参加，专门掌握疑难解答。侍中淳于恭负责上奏章帝，章帝还亲临白虎观，犹如西汉宣帝朝在石渠阁讨论经学。第二年，魏应出任上党郡太守，又被召回朝中，担任骑都尉，在任上去世。

伏恭，字叔齐，琅琊郡东武县人，是司徒伏湛哥哥的儿子。伏湛的弟弟伏黯，字稚文，通晓齐《诗经》，为《诗经》改定章句，作注解九篇。伏黯官至光禄勋，没有子嗣，以伏恭为后嗣。

伏恭非常孝顺，对待继母很尊敬。年轻时，伏恭继承伏黯的家学，后来担任郎官。建武四年，伏恭出任剧县令。在任上十三年，以廉洁奉公，施惠于民，受到世人称赞。青州举荐伏恭政绩优异，太常考试经术，伏恭成绩第一，受拜为博士，升任常山郡太守。伏恭在郡里修建学校，亲自教书授徒，北部州郡很多人学习伏氏《诗经》。明帝永平二年，伏恭代替梁松担任太仆。永平四年，明帝亲临辟雍，在太学举行礼仪时，当场拜伏恭为司空，儒者以此为荣。

最初，伏恭的父亲伏黯为《诗经》撰写的章句繁多，伏恭减少一些浮华不实之辞，确定为二十万言。在司空任上九年，伏恭以有病乞骸骨，请求退休。明帝下诏，赐予伏恭一千石的俸禄，终身享受。永平十五年，明帝巡幸琅琊郡，召见伏恭，仍然以朝中对待三公的礼仪。章帝建初二年冬天，章帝举行飨礼，拜伏恭为三老。章帝元和元年，伏恭去世，享年九十岁，章帝恩准在明帝陵寝旁安葬。

儿子伏寿，官至东郡太守。

任末，字叔本，蜀郡繁县人。年轻时，任末学习齐《诗经》，在京师游学，教书授徒十余年。友人董奉德在洛阳病逝，任末亲自推着鹿车，载着董奉德的灵柩送往墓地安葬，因此而知名。郡府征召任末，拜为功曹，因身体有病，被免去职务。后来，任末为老师奔丧，在途中病逝。临终前，任末对哥哥的儿子任造讲：“一定要把我的尸骸送到老师门前，如果死者有知，魂灵不会惭愧；如果死者无知，埋入土中即可。”任造按照叔叔的遗嘱行事。

景鸾，字汉伯，广汉郡梓潼县人。年轻时，景鸾跟随老师学习经书，千里跋涉七州。景鸾通晓齐《诗经》、施氏《易经》，同时学习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和图谶，为《易经》《诗经》作注解，内容兼顾《河图》《洛书》，按照类别，编辑成《交集》；又撰写《礼内外记》，号称《礼略》；又从风角杂书中寻找例子，以证明图谶灵验，写作《兴道》一篇；还写作《月令章句》。景鸾一生著述，共计五十余万言。景鸾多次向朝廷上书，陈述补救灾异的道术。州郡征召，景鸾不肯任职。以寿终。

薛汉，字公子，淮阳郡人。家族世代有人学习韩《诗经》，父子均以整理章句而知名。薛汉从小继承父亲的学术，特别善于解释灾异、谶纬，教授学生数百人。建武初年，薛汉担任博士，接受诏命在宫中校订谶书。当时人谈到懂得《诗经》者，首推薛汉。明帝永平年间，薛汉担任千乘郡太守，政绩优异。后来因楚王谋反案，薛汉受到牵连，被捕入狱，死在狱中。学生中有犍为郡人杜抚、会稽郡人澹台敬伯、巨鹿郡人韩伯高较为知名。

杜抚，字叔和，犍为郡武阳县人。杜抚从小就很有才能，在薛汉处受教，校订韩《诗经》章句。后来，杜抚回到乡里教书授徒。杜抚性情沉静，好学乐道，行为举止均按照礼仪行事，有学生一千余人。杜抚接受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征召，及至刘苍回到封国就位，王府掾史全部被补为官属，不到一年，全部自我弹劾而回去。当时，杜抚在东平国担任大夫，不忍离去，刘苍听说后，赠送杜抚车马钱物，还是把杜抚送回家乡，恰逢太尉府征召。章帝建初年间，杜抚担任公车令，几个月后，在任上去世。杜抚生前，著有《诗题约义通》，在学者中流传，被人称为《杜君法》。

召驯，字伯春，九江郡寿春县人。曾祖父召信臣，在西汉元帝朝，担任少府。父亲在建武年间担任卷县令。召驯为人，倜傥不羁，不拘小节。

年轻时召驯学习韩《诗经》，博览群书，胸怀大志，重视义理，乡里人称赞召驯“德行恂恂召伯春”。召驯多次在州郡担任官职，后来接受司徒府征召。章帝建初元年，召驯升任骑都尉，在宫中为章帝侍讲，又担任左中郎将，入宫教授诸侯王。章帝赞赏召驯重义理，有学问，对召驯礼遇优渥。

后来，召驯出任陈留郡太守，章帝赐予刀剑、钱物。章帝元和二年，召驯担任河南郡大尹。章帝章和二年，召驯代替任隗，担任光禄勋，在任上去世。章帝赐予坟茔，葬在皇帝陵园。

孙休，官至青州刺史。

杨仁，字文义，巴郡阆中县人。建武年间，杨仁跟随老师学习韩《诗经》，数年后回家，在家中静居，教书授徒。后来，杨仁出仕做官，在郡府担任功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侍郎。太常上表，推荐杨仁为经学博士。杨仁认为自己年龄还不满五十岁，不应该受到举荐，上表太常，表示谦让。

明帝特地下诏，将杨仁补为北宫卫士令，又召见杨仁，就当前政事向杨仁咨询。杨仁回答说应该以宽和施政，选贤任能，罢黜骄横不法的皇亲国戚。杨仁上奏十二件事，都是当时要务。明帝听了，表示嘉赏，赏赐杨仁缣帛、金钱。

及至明帝驾崩，当时，外戚马氏在朝中势力很大，都争着入宫。杨仁身披铠甲，手持长戟，统率卫士，严守宫门，没有人再敢闯宫。章帝即位，马氏在章帝面前谮毁杨仁为人过于严厉，章帝内心清楚杨仁忠诚，更加信任杨仁，后来，章帝拜杨仁为什邡县令。在任上，杨仁宽厚施政，施惠于民，劝导县衙掾吏子弟，把他们送往学校学习。有通晓经术者，则向上司推荐，或者向朝廷推荐，因此，当地义学很兴盛。杨仁又组织百姓开垦荒地一千余顷。因为哥哥去世，杨仁要为哥哥服丧，辞去官职。

后来，杨仁受到司徒桓虞征召。司徒府有一个掾史叫宋章，贪赃枉法，杨仁不愿意与此人讲话、同席，当时人敬畏杨仁重视节操。后来，杨仁出任阆中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

赵晔，字长君，会稽郡山阴县人。年轻时，赵晔担任县吏，带着公文迎接郡府督邮，赵晔耻于充当厮役，抛弃车马离去。赵晔来到犍为郡资中县，向杜抚学习韩《诗经》，研究经术学问，时间长达二十年，杳无音讯，家里人为赵晔发丧，穿上孝服，直至杜抚辞世，赵晔才回到家乡。州部征召赵晔，补为从事，赵晔不肯就职。州部举荐赵晔为有道之士。后来，赵晔在家中去世。

赵晔撰写《吴越春秋》《诗细历神渊》。蔡邕来到会稽郡，读了《诗细历神渊》，叹息不已，认为比《论衡》写得好。蔡邕回到京师，将此书流传开来，学者们争相阅读此书。

当时，山阳郡人张匡，字文通，也学习韩《诗经》，撰写韩《诗经》章句。张匡被举荐为有道之士，朝廷征召担任博士。张匡不肯应召，在家中去世。

卫宏，字敬仲，东海国人。年轻时，卫宏与河南郡人郑兴一样，喜欢阅读古文经书。

最初，九江郡人谢曼卿专攻毛氏《诗经》，为《诗经》作训诂。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《诗经》，为毛氏《诗经》作序，颇得风雅意趣，今天仍然流传于世。再后来，卫宏跟随大司空杜林学习古文《尚书》，为古文《尚书》作训诂。济南郡人徐巡拜卫宏为老师，又跟随杜林学习，也是以儒学闻名。从此以后，古文《尚书》颇为兴盛。光武帝拜卫宏为议郎。

卫宏著《汉旧仪》四篇，在书中，记载西京长安旧事，还著有赋、颂、诔七篇，皆流传于世。

光武中兴以后，郑众、贾逵传授毛氏《诗经》，马融为毛氏《诗经》作传，郑玄为毛氏《诗经》作笺。

《汉书》记载，鲁国人高堂生，汉建国后传授《礼经》十七篇。瑕丘县人萧奋传授予同郡人后苍，后苍传授予梁国人戴德和戴德哥哥的儿子戴圣、沛国人庆普。戴德传授的《礼经》，世人称之为大戴礼；戴圣传授的《礼经》，世人称之为小戴礼；庆普传授的《礼经》，世人称之为庆氏礼。朝廷将三家均立于学官，设置博士。孔安国向朝廷献上《礼经》，有古文《礼经》五十六篇及《周官·礼经》六篇，在西汉，一直有人传授，但是没有形成名家。建武中兴以后，朝廷依然有大、小戴《礼经》博士，虽然有人传授，但儒林中没有显赫人物。建武年间，曹充学习庆氏《礼经》，传授予儿子曹褒，又撰写汉《礼经》，详情记载在《曹褒传》。

董钧，字文伯，犍为郡资中县人。董钧学习庆氏《礼经》。跟随大鸿胪王临学习。西汉平帝元始年间，董钧被举荐为明经，升任廪牺令，因为有病，辞去官职。建武年间，董钧被举荐为孝廉，受司徒府征召。

董钧通古博今，多次向朝廷谏言政事。明帝永平初年，董钧担任博士。当时，朝廷正在草创五郊祭祀典礼，以及宗庙祭祀礼乐，朝廷官员穿着的服饰、祭祀的仪式，董钧都参与制定，提出意见，很多意见被朝廷采纳，当时人称董钧为通儒。几次升任，董钧担任五官中郎将，仍然教学，教授的学生有百余人。因为某事，董钧被贬为骑都尉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七十余岁。

光武中兴以后，郑众传授《周官·礼经》，马融为《周官·礼经》作传，传授予郑玄，郑玄为《周官·礼经》作注。郑玄原来学习小戴《礼经》，后来，郑玄用古文《礼经》对比，取其中义理长处，加以整理，世人称之为郑氏《礼经学》。郑玄又为小戴《礼经》作注，写作《礼记》，共计四十九篇，通称为《三礼》。

《汉书》记载，齐国人胡母生（字子都）传授《公羊春秋》，传授予东平郡人嬴公，嬴公传授予东海郡人孟卿，孟卿传授予鲁国人眭孟，眭孟传授予东海郡人严彭祖、鲁国人颜安乐。严彭祖创立《严氏春秋》学，颜安乐创立颜氏《春秋》学，还有瑕丘江公传授《穀梁春秋》，三家《春秋》，朝廷都设立学官，设置博士。梁国太傅贾谊为《左氏春秋》作训诂，传授予赵国人贯公。

丁恭，字子然，山阳国东缗县人。丁恭学习《严氏公羊春秋》。丁恭的学问很好，贯通经义，教授学生，有数百人，州郡延请、征召，丁恭一概拒绝。建武初年，丁恭担任谏议大夫、博士，受赐爵关内侯。建武十一年，丁恭改任少府。很多儒生不远千里，前来向丁恭学习，登记在册的学生有数千人，当时人称丁恭为大儒。太常楼望、侍中承宫、长水校尉樊鯈等，都曾经向丁恭学习。建武二十年，光武帝拜丁恭为侍中、祭酒、骑都尉，与侍中刘昆一起，在光武帝左右侍奉，每当朝中有事，都会向他们咨询。丁恭在任上去世。

周泽，字穉（zhì）都，北海郡安丘县人。年轻时，周泽学习《严氏公羊春秋》，后来在家隐居，教书授徒，有学生数百人。建武末年，周泽接受大司马府征召，担任议曹祭酒。几个月后，经考试，周泽担任博士。中元元年，周泽改任渑池县令。周泽克己奉公，怜恤鳏寡孤独，受到当地官吏、百姓的爱戴。明帝永平五年，周泽升任右中郎将，永平十年，改任太常。

周泽为人果断，敢于直言进谏，多次在朝堂上谏诤。北地郡太守廖信贪赃枉法，被捕入狱，被罚没全部家产，明帝将罚没的财产分赠予当朝的清廉官员，只有周泽和光禄勋孙堪、大司农常冲领受这份赏赐。此事令当时的京师官员翕然失声，在位者相互勉励。

孙堪，字子穉，河南郡缑氏县人。孙堪通晓经学，有志向，坚守节操，清正廉洁，爱惜士大夫名誉，从未向他人索取一毫一厘，为人耿介，一意孤行。王莽末年，天下兵革蜂起，孙氏家族老弱躲藏在壁垒中，得到保护。孙堪则奋力死战，不惧陷入敌阵，无所回避，多次身受创伤。族中人多依赖孙堪得以存活。郡中为此叹服孙堪有勇、有义。

建武年间，孙堪在郡县出仕为官，在任上公正廉洁，得到的俸禄没有交予妻子，而是用以奉养宾客，担任县长、县吏，孙堪在任上卓有政绩，为当地官吏、百姓所敬仰。孙堪公私分明，坚持一尘不染。孙堪担任县令，拜谒郡府，行进缓慢，郡府守门亭长叱责孙堪的车夫，孙堪随即解下印绶，弃官而去。后来，孙堪担任左冯翊，因为对属下要求严苛，司隶校尉弹劾孙堪，被免官抵罪。几个月后，孙堪又受到朝廷征召，担任侍御史，转任尚书令。明帝永平十一年，孙堪担任光禄勋。

孙堪为官清廉，在任上行事果断，多次直言进谏，被明帝采纳。永平十八年，孙堪以身体有病，乞求退休，又受拜为侍中、骑都尉，在任上去世。孙堪的行为类似于周泽，京师人称二人为“二穉”。

永平十二年，明帝让周泽代理司徒，享受司徒（丞相）俸禄。周泽为人简易，缺少威仪，没有宰相风度。几个月后，周泽改任太常。在任上，周泽清廉，循规蹈矩，奉祀宗庙，毕恭毕敬，常睡卧在斋宫，妻子哀叹周泽年老有病，有时来关心一下，询问疾苦。周泽勃然大怒，说妻子擅入斋戒禁地，遂将妻子收捕，送往诏狱治罪。当时人责怪周泽做事太过分，有人讥讽周泽：“生世不谐，做了太常妻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斋。”永平十八年，明帝拜周泽为侍中、骑都尉。后来，在举行典礼时，周泽又担任朝中三老、五更。章帝建初年间，周泽退休回家，在家中去世。

钟兴，字次文，汝南郡汝阳县人。年轻时，钟兴跟随少府丁恭学习《严氏春秋》。丁恭推荐钟兴，说钟兴品学兼优，通晓经术，光武帝召见，向钟兴询问经义，钟兴对答如流，光武帝很欣赏，拜钟兴为郎中，稍后升任左中郎将。光武帝诏令钟兴，为《春秋》整理章句，删除烦琐，用以教授皇太子；又让宗室、诸侯跟随钟兴学习《春秋》章句，赐钟兴爵关内侯。钟兴自以为无功受禄，不敢接受爵位。光武帝说：“先生培养太子及诸侯王、列侯，功劳还不够大吗？”钟兴答：“这是臣的老师丁恭教育有功。”于是，光武帝又封了丁恭。钟兴仍然固辞，不肯接受爵位，后来，在任上去世。

甄宇，字长文，北海郡安丘县人。甄宇为人清心寡欲，学习《严氏春秋》，教授的学生有数百人。建武年间，甄宇在州部担任从事，接受朝廷征召，受拜为博士，稍后升任太子少傅，在任上去世。

甄宇将《春秋》传授给儿子甄普，甄普传授给儿子甄承。甄承勤奋好学，从未管过家中事务，教授的学生有数百人。儒生们对甄承三代人坚持传道授业，莫不钦敬，前来学习。建初年间，甄宇被举荐为孝廉，在梁国相任上去世。后世子孙，仍然坚持教授《春秋》。

楼望，字次子，陈留郡雍丘县人。年轻时，楼望学习《严氏春秋》，坚守节操，为人清白，在乡邻间有很好的声誉。建武年间，赵节王刘栩听说楼望，派遣使者带着玉帛延请楼望为老师，楼望没有答应。后来，楼望在郡府担任功曹。明帝永平初年，楼望担任侍中、越骑校尉，入宫为明帝侍讲《春秋》。永平十六年，楼望升任大司农。永平十八年，楼望代替周泽担任太常。章帝建初五年，因为某事，楼望被贬为太中大夫，又担任左中郎将，仍然坚持教书授徒。世人称楼望为儒宗，登记在册的学生有九千余人。和帝永元十二年，楼望在任上去世，享年八十岁，来参加葬礼的学生有数千人，儒生以此为荣。

程曾，字秀升，豫章郡南昌县人。程曾在长安受教，学习《严氏春秋》，前后有十余年，后来回到家乡，教书授徒。会稽郡人顾奉等数百人，聚集在程曾门下，向程曾学习《春秋》。程曾著书一百余篇，都是《五经》中的繁难内容，又著《孟子章句》。建初三年，程曾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海西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

张玄，字君夏，河内郡河阳县人。年轻时，张玄学习《颜氏春秋》，兼通《春秋》诸家学派。建武初年，张玄被举荐为明经，补任弘农郡文学官，后转任陈仓县丞。张玄清心寡欲，专心于经学，在讲学时，可以忘记吃饭，遇到疑难问题，则引用诸家学派对比解释，让学生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儒生们佩服张玄博闻多识，登记在册的学生，有一千余人。

最初，张玄担任县丞，曾到郡府汇报公事，不知道郡府诸曹的办公地点，郡府官吏让看门人叱责张玄。当时，琅琊郡人右扶风徐业，也是一名大儒，听说张玄是在学的学生，引来见面，与张玄一席长谈，大惊道：“今日相遇，真的解开了我的疑惑！”遂延请张玄登上郡府公堂，就疑难问题与张玄畅谈，达一日之久。

后来，张玄辞去官职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郎吏。恰逢《颜氏春秋》博士缺位，张玄在对策考试中成绩第一，授为博士。几个月后，儒生上表，说张玄兼通《严氏春秋》《冥氏春秋》，不应该只担任《颜氏春秋》博士。光武帝诏令，让张玄暂且回官署，还未来得及升迁，张玄去世。

李育，字符春，右扶风漆县人。年轻时，李育学习《公羊春秋》，博览群书，精益求精，在太学享有盛名，为同郡人班固所器重。班固上奏朝廷，把李育推荐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，从此京师的皇亲国戚争相与李育交往，州郡也来延请李育，李育到任，后来以有病辞去职务。

李育选择偏僻的地方教书授徒，有学生数百人。在教学上，李育旁征博引，涉猎古代经学。李育曾经阅读《左氏春秋》，喜欢书中文采，但是认为《左氏春秋》没有领略圣人旨意，李育认为，前代儒生陈元、范升等人相互诘难，大多引用图谶，没有遵循义理。李育著《难左氏义》，论述了四十一事。

章帝建初元年，卫尉马廖举荐李育为方正，拜为议郎。后来，朝廷拜李育为博士。建初四年，章帝下诏，让李育与众儒生在白虎观辩论《五经》。李育引用《公羊春秋》诘难贾逵，皆以义理佐证，被大家认为是通儒。

后来，李育担任尚书令。及至马氏被贬黜，李育受到牵连，被免去职务。一年后，李育再次被征召，两次升迁，担任侍中，在任上去世。

何休，字邵公，任城郡樊县人。父亲何豹，曾担任少府。何休为人质朴，不善于言谈，但是心思缜密，精研《六经》，当时的儒生，无人可以比拟。何休是朝中列卿的子弟，奉诏受拜为郎中，这不是何休喜欢的职务，遂以有病辞职，也不肯在州郡做官，进退皆谨守礼仪。

太傅陈蕃征召何休，让何休参与政事。陈蕃被杀，何休受到牵连，被禁锢。之后，何休在家中著述《公羊春秋解诂》，甘守清贫，从未考虑过谋求官职钻营之事，时间长达十七年。何休为《孝经》《论语》作注、训诂，解释风角七分，全是关于经书典籍、图谶的内容，与世上已经成文的学说不同。何休又用《春秋》义理，指斥汉朝诸事六百余件，深得《公羊春秋》旨意。何休精通历法、算术，与老师博士羊弼一起，追述李育的思想，用以诘难《春秋》二传，著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肓》《穀梁废疾》。

党锢解禁，何休受到司徒府征召。朝中公卿上表，称赞何休通晓经术，应该安排在皇帝身边，灵帝身边的近侍，心中不悦。灵帝拜何休为议郎，何休多次进献忠言。再后来，何休转任谏议大夫。灵帝光和五年，何休去世，享年五十四岁。

服虔，字子慎，最初叫服重，又名服祗，后改名为服虔，河南郡荥阳县人。年轻时，服虔甘守清贫，砥砺节操，坚守志向，后来进入太学学习。服虔有雅才，善于写文章，著述有《左氏春秋传解》，流传至今。服虔还用《左传》驳斥何休著述的汉朝诸事六十件。服虔被举荐为孝廉，稍后升迁。灵帝中平末年，服虔受拜为九江郡太守，后又被免职。恰逢天下大乱，服虔遂成为流浪客，病死在他乡。服虔生前著有赋、碑、诔、书记、连珠、九愤，共计十余篇。

颍容，字子严，陈国长平县人。颍容博学多识，熟悉《左氏春秋》，向太尉杨赐学习。郡府举荐颍容为孝廉，州部征召，公车署征召，颍容一概谢绝。献帝初平年间，颍容在荆州避乱，聚集生众一千余人。刘表任命颍容为武陵郡太守，颍容不肯就职。颍容生前著述《左氏春秋传条例》五万余言。献帝建安年间，颍容去世。

谢该，字文仪，南阳郡章陵县人。谢该通晓《左氏春秋》，是当时的名儒，有学生数千人。献帝建安年间，河东郡人乐详提出《左氏春秋》中的疑难问题，就数十件事情前来请教，谢该给予详细解释，后来编为书籍《谢氏释》，流传至今。

谢该出仕，担任公车府司马令，因为父母年老，谢该托病辞去官职。谢该欲返回家乡，恰巧荆州道路阻断，不能通行。少府孔融上书推荐谢该：“臣听说，高祖创立基业，依靠韩信、彭越等将领南征北战，依靠陆贾、叔孙通等儒生出谋献策，这些儒生熟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。光武中兴汉室，依靠吴汉、耿弇辅佐完成帝命，依靠范升、卫宏整理典章。两位先帝均能够文武兼用，奠定汉室宏业。陛下圣德英明，与二位先祖相同，遭遇厄运，三年后，得以继承大统。如今，尚父鹰扬，方叔翰飞，王师电鸷，群凶遭诛。朝廷已有偃武修文之举措。陛下应该访求名儒，整修礼仪，推行教化。臣注意到，原公车司马令谢该，有曾参、史鱼之品行，有卜商、言偃之修养，博学多识，通晓古今典籍，善于应对复杂政务，遇事明白，为人廉洁，笃信圣人明训。无论求诸远近，这样的人才都很少。犹如巨骨出于吴地，鹰隼落于陈庭，黄熊进入内门，猎长出两个脑袋，若非博闻多识之士，难以解释这样的疑难。隽不疑在北阙门前断定疑难，夏侯胜通过阴阳，识别天气常阴的缘由。通过这些事例，朝中士人愈发重视儒学。如今，谢该作为名儒，卓尔不群，堪比前代俊杰。近来，因为父母年老有病，谢该辞职回家，奉养双亲。由于道路阻断，尚未成行。让这样的良才，抱朴而归，跨越山河，沉沦于荆楚，臣担心，谢该会往而不返。再访求由余这样的贤士，譬如武丁访求傅说，岂不是徒增麻烦？臣愚以为，应该尽快召回谢该，诏令当地官员送返。楚人阻止荀子离开楚国，前汉从平原郡擢拔匡衡，这些都是尊儒重教，重视贤士的例子。”奏书递上，献帝下诏，即刻征召谢该，拜为议郎。谢该以寿终。

建武年间，郑兴、陈元传授《左氏春秋》。当时，尚书令韩歆上疏，谏言朝廷应为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，范升与韩歆争执不下，无果而终。陈元上疏，为《左氏春秋》申辩。此后，朝廷以魏郡人李封为《左氏春秋》博士。有些腐儒冥顽不化，多次在朝堂上争论此事。及至李封去世，光武帝不再听从众人对此事的争论，不再续补博士。

许慎，字叔重，汝南郡召陵县人，为人敦厚。年轻时，许慎读了很多古书典籍，马融很欣赏许慎，当时人说：“五经无双许叔重。”后来，许慎在郡府担任功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两次升迁，担任洨县长，在家中去世。

最初，许慎认为《五经》对于人物的褒贬有很多不同处，许慎撰写《五经异义》，又著述《说文解字》十四篇，均流传于后世。

蔡玄，字叔陵，汝南郡南顿县人，通晓《五经》，有学生上千人，登记在册的学生，有一万六千人。朝廷、州郡征召，蔡玄一概谢绝。顺帝特地下诏，拜蔡玄为议郎，蔡玄进宫，为顺帝侍讲《五经》异同，颇符合顺帝的心意，后来担任侍中，出任弘农郡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

评论如下：自从光武中兴，战事停息，天下学子莫不专心于经学，尊儒崇教之风蔚然兴起。学子们穿着儒服，言必称先王，徜徉于庠序，各种各样的私塾学校，遍布于大小乡邑。追求经术学问的学子，不远万里，访求名师求学，学校修建得愈来愈漂亮。带着束脩来学习的学生，动辄成千上百。至于宿儒名师，有高义之称的学者，开门教授学生，编列在学籍的学生，甚至有万人之多。人人都说是师传祖法，不免有滥竽充数之辈混杂期间。有些学者，分门立户，以自己的学术思想，分庭抗礼，树立朋党，标新立异。对于儒学经典的解释，更是烦琐，对于章句的注解，穿凿附会，以迎合一家之言。扬雄讽刺道：“今日之学者，不仅在研究经学上辞藻华丽，而且还有所创新。”经书义理无二，义归有宗，饱学儒士不肯随意增减，通学儒士对这种随意注解，莫不嗤之以鼻，正像扬雄讲的“各门学派，各习其师”。那些通过经学考试，逐渐成名的高士，把经学理论进一步发展，这样的人，少之又少，大多数儒生，都是拘泥于章句解读。然而，儒生开口就是仁义道德，教授学生的，也都认为是在传授圣人理法。读书人懂得“君臣父子之纲”，居家者也能讲一些“改邪归正之理”。

桓帝、灵帝年间，君臣之道已经偏离正道，朝纲陵替多次出现危机，读书人中，中智以下的士人莫不在观望，天下已呈分崩离析之态。朝廷官员，执掌权柄的大臣，也在窥伺时机；天下俊杰，跃跃欲试。碍于儒生高谈阔论之经义，仍不敢以图侥幸，一旦有人诵读先王圣训，那些妄图谋逆者，就会有所收敛。譬如张温、皇甫嵩等，平定叛乱的功劳很大，其声望影响四海，无论有何等野心，哪怕俯仰顾盼间即可倾覆汉室，依然鞠躬尽瘁，在昏庸的皇权下，忍辱负重，领受诏命，解散聚集的军队，以纪律相约束，毫无怨言。及至汉室气数已尽，人神共愤，后来崛起的英雄，无论如何呼风唤雨，趁着汉室衰微之际，也只能以“禅让”结束汉室福祚。考察汉室衰微的整个过程，苟延残喘数十年，方才寿终正寝，这不正是儒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吗？因此说，先圣著作经典，后世学者勉力培养弟子，儒学教化之功，不可小觑。不遵循《春秋》行事，谋逆、弑杀的行为，将会比比皆是，儒学倡导的宗旨，仍在发挥作用！

赞辞如下：斯文未陵，亦各有承。涂分流别，专门并兴。精疏殊会，通阂相征。千载不作，渊原谁澄？